东晋南朝立谱局创谱学修谱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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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rave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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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2-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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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在东晋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朝廷选官用人和社会上世族门阀之间识别身份、婚姻嫁娶等都要依靠家谱。“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仅朝廷专门设立“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和编写家谱的世家,家谱进而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学问,人称谱学。
家谱在东晋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朝廷选官用人和社会上世族门阀之间识别身份、婚姻嫁娶等都要依靠家谱。“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仅朝廷专门设立“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和编写家谱的世家,家谱进而也成为一种特殊的学问,人称谱学。尤其是那些随东晋王室南下、被称为侨姓世族的人更加重视家谱,专掌家谱的谱局也由他们把持,一些著名家谱如《姓氏簿状》《百家谱》《百家谱抄》《新集十八州世族谱》等也都出自他们之手。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的兴起和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特殊需要,东晋南朝出现了“而家谱特盛”“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的盛况。
据统计,三国西晋时期见于记载的世族家谱不足 10 种,至东晋初年猛增至 100 余种。后虽因战乱而遭受较大损失,但“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又有许多新谱补充进来,成为国家编修官谱的依据,一些综合性的总谱也因之产生,比如《姓氏簿状》《百家谱》《百家谱抄》《新集十八州世族谱》等。
东晋南朝时期编修的家谱,从形式上看既有反映一个家族源流的单一家谱,也有全国总谱、郡谱、家传和列传式家谱,其规模有数卷以至数十、百卷不等,仅收录在《隋书·经籍志》中者即达 55 种、1266 卷之多。事实上,当时编修家谱的总量当然远非如此。这些家谱在内容上也大多具备了后世家谱的特征,同时像后世那样攀附祖先、仿造世系、牵强附会等修谱通病也己出现。
另外,当时还有平阳贾氏、东海王氏、琅琊王氏、南阳刘氏、东海何氏等编修和研究、利用家谱的谱学名家,其中平阳贾氏的贾匪之、贾弼之、贾渊祖孙三代“世传谱学”,编修了《十八州士族谱》700 多卷。东海王氏的王僧孺“入直西省,知撰谱事”,编修了《十八州谱》710 卷、《百家谱集抄》15 卷、《东南谱集抄》10 卷。琅琊王氏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的“侨姓首族”,为适应从政为官的需要,不仅很早就编写了自己的家谱,而且族中还有多人精通谱学。如在南朝初年,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两次引用《王氏谱》,说明其最迟在这时已有了自己的家谱,后人也说“晋丞相王文献公导,渡江始立家谱”。所以,至梁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不仅多次引用其家谱,还分别利用了王敦等 13 人别传,以及《王丞相(导)德音记》《王司徒(殉)传》等书籍,这些也都有家谱的性质。至于精通谱学者,如宋宰相王弘,对编修于晋太元中的《百家谱》有很深的研究,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他的侄儿王僧绰任吏部郎,“究识流品,谙悉人物”,在谱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以修谱著称的平阳贾匪之还是他的门客。王僧绰弟王僧虔,也编有《新集诸州谱》。王僧绰子王俭在齐初任宰相,在精通谱学的基础上,对传世《百家谱》“复加去取,得繁省之中”,成《百家集谱》10 卷,又将谱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与他们同族的人王晏以吏部尚书身份主持天下选举,也曾因皇子“不谙百氏”而反对他继任此职,显然也是熟悉谱学的。又有王逡之撰《续百家谱》《南族谱》《百家谱拾遗》等。他们或编订全国通谱,或为本家族作谱传,无疑也都是对谱学有较多研究的人。由于平阳贾氏和东海王氏、琅琊王氏等都为东晋南朝时期的谱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其开创的一代谱学也被称为“贾王之学”。
在北朝,同样有官修和私修家谱,正如《隋书·经籍志》所指出的那样:“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编修谱录,纪录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上述所说的北魏和西魏、北周“编修谱录”,性质都应是官修。北魏还在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北周编写了确定天下士族等级的《建德氏族》,这些也都是官修的总谱或通谱。至于北齐人浮屠昙刚编写的《类例》、出身南朝而知名于北周的王褒编写的《王氏江左世家传》,则是出自私人之手而带有家谱性质的文献。
由于家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极度受到重视,几乎影响了社会的各方各面,甚至一些史书在编写时也深受影响。完成于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史书如《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魏书》等书中的某些纪、传,不仅要追溯相关人员的数代祖先,而且还要附上子孙的名字、官爵,人数多达数十到上百人,性质已经非常接近家谱。难怪后人要嘲讽这些史书的作者是“代人作家谱”,其著作也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另外,当时的墓志中有不少也涉及墓主的家世源流,具有接近于汉代碑谱的性质,从中也同样可见当时社会有重视家谱的风尚。
尽管家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些研究者也说这一时期是我国谱学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家谱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年代已很久远,其原貌早已不为人知。倒是在上述提到的一些史书里,以及被越来越多发现、具有碑谱性质的当时人墓志里,还能窥见当时家谱的影子,其中所包含的标榜门第和地望、家世、官爵、婚姻,以及记载的姓名、官爵、生卒年、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都应是当时家谱的主要内容。另外,在后人编写、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里,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以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世说新语·叙录·人名谱》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当时家谱的某些内容。其中,《世说新语·叙录·人名谱》出自南宋人汪藻之手,是他从史书中辑录出的与《世说新语》人物相关的 26 个高门望族的家谱。以这些高门望族的家谱中的《琅琊临沂王氏谱》为例,这实际上是一部专门记载当时第一高门琅琊王氏在汉隋间 600 多年历史的家谱,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把这一时期 247 人按血缘关系分为 12 世,每世都有属于该世代者的名字,下列其父姓名。若一世之中有兄弟数人,则在长兄之下注出父名,其余名下不重注: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诸人世系编纂的,分别介绍诸人字号、父讳、行次、时代、官职、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婚配等,是全谱的核心。在第一世开篇之文中,又追溯其家族来源及早期世系,使人知其本源,见其发展;附录则是一些考证性文字,主要考证其与当时另一个王姓著名支派太原王氏的关系。又如体例与《琅琊临沂王氏谱》相近的《太原晋阳王氏谱》,性质也是同一时期太原晋阳王氏 10 世 51 人的家谱,其他高门望族的家系也基本相同。
本文参考王大良《家谱文化知识与编修技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