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谱牒研究成了南渡平阳贾氏世传的家学，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在当代的谱学界名望极高。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
      《百家谱》是朝廷认可的官撰谱牒。在东晋南朝谱牒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谱牒学，有专门的机构和研究人员从事这一行业。从官方到民间，大致出现了三中类型的谱牒，一类是谱牒家传；一类是家谱族谱；另外一类是“簿状谱牒”，也就是官撰谱牒，由朝廷官方组织修撰，由朝廷官方认可的谱牒。
       为什么朝廷要修撰官方谱牒那？换句话说，东晋南北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涨的修谱盛况那？这得从当时的门阀士族制度说起。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继贾氏《百家谱》之后，王僧孺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奉梁武帝诏令撰修官方总谱，将《百家谱》修成《十八州谱》共七百一十卷，还相继修撰了《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等多部谱学著作（《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十八州谱》也就成为南朝总谱或通国氏族谱类官修谱牒的代表之作。
      《十八州谱》扩大了《百家谱》的修谱范围，扩大至十八个州，补充和完善了门阀士族信息，朝廷对士族的详细了解有了依据。《十八州谱》在南朝后期能够成功撰修，跟魏晋南北朝时期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微观的经济政治等特点密不可分。从宏观视角看，魏晋南北朝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就是谱牒和谱牒学的兴盛，这种兴盛是从东汉末年以来逐渐积累而成的。从微观视角看，梁武帝诏令王僧儒改定《百家谱》而成《十八州谱》，这与宋、齐、梁三代特殊的经济、政治状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