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的谥号，以文正最高。曾国藩死后被晚清皇帝追封“文正”谥号，足见曾文正公在政府和人们心中的地位。不过对曾国藩的评价却始终褒贬不一，孙中山、章太炎、范文澜等人非议不绝，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人则评价极高，从1872年他去世至今仍众说纷纭，尚未盖棺定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概括成“誉之者则为圣相，谳之者则为元凶”。但这些争论都聚焦于政治上的是非功过，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誉之者”和“谳之者”则一致推崇。
      曾国藩刚去世，李瀚章、李鸿章兄弟整理、编撰并出版的全集，就单列“曾氏家训”一章，随即有人将其单独成册发行。《清史稿》称他“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编辑曾国藩家书日记精华为《曾文正公嘉言钞》的梁启超高度称赞他“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钱穆评价他“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教育家”。徐少锦、陈延斌著《中国家训史》认为曾国藩家训是“仕宦家训的峰巅”，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评说曾国藩家训的郦波教授将其家训誉为“千古家训之大成”。150年来以曾国藩家训为主题的出版物不计其数，其影响远超“古今家训。
      同治九年正月初八，曾国藩第一次给侄儿曾纪寿写信，就鼓励他立志，因为“古来圣贤豪杰，皆有非常之志。人之有志，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根，作室之有基，力田之有种”。“侄年方幼学，宜立志多读古书，立志作第一好人”。随即开列具体书单，先熟悉“四书”“五经”，“然后次及于《周礼》《仪礼》《公》《榖》《尔雅》《孝经》《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庄子》《荀子》《说文》《文选》《通鉴》，及李、杜、苏、黄之诗，韩、欧、曾、王之文，周、程、张、朱之义理，葛、陆、范、韩之经济，次第诵习。虽不能一旦全看，而立志不可不博观而广蓄。”这些书，在曾国藩对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中屡屡谈及，也是曾国藩多年勤读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奉为圭臬，并作《圣哲画像记》以敬之。其中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父亲，他不仅要求儿子立志多读，而且率先垂范每日必读，“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不仅天天读，而且必须“一书未毕不点他书”；不仅只是督促，而是在有限的言语和家书交流中，将自己阅读原典的会心之处倾囊相教，其中既指出儿辈阅读和写作时应该注意的关键，也不隐瞒自身醒悟到的遗憾不足，希望子侄引以为戒。可以说，遍览中国历代家训家书，曾国藩家书中对学习中国古代圣哲原典的细心指导和精要评价，尚无人能出其右，这与他一生孜孜从古代圣哲原典中追寻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读书、治学、从政、处世、书法、养心、养生的原点分不开，堪为典范。
      曾国藩从中国家训经典中追寻修齐治平的原点。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大学》梳理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明德于天下的逻辑必然，《孟子》明确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将每个人的成长、每个家庭的治理有机融入到社会、国家、天下治理的整体中，将齐家作为修齐治平的必然一环，视家庭教育为安身立命之所，以“修齐治平”、“认祖归宗”、“家国天下”为信仰，充分彰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为中国社会稳定和中华文明传承中重视家庭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大优点。旅美学人杨笑斯著《家哲学》曾比较论证了中西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差异，对中国家训文化提出高度评价。作为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熏陶的理学名臣，曾国藩自觉认同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十分重视齐家之道。他告诉儿子，“颜黄门《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家书中告诉长子曾纪泽：“张文端公所著《聪训斋语》，皆教子之言，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尔宜常常省览……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他专门寄两本《聪训斋语》，让家人“细心省览”，认为此书“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他认为，颜之推《颜氏家训》、康熙《庭训格言》、张英《聪训斋语》必须精读之、力行之，方能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方能治家有方，方能奠定治国平天下的坚实基础。
      今人可从曾国藩家训原文中追寻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原点。曾国藩深知“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他在家书中回忆，“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说明他曾立志想效仿前人作家训以教育家人，但最终未能写成的原因在于：“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可见曾国藩对作家训的要求很高。首先要熟读经史子集，全盘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入世、处世、经世、出世各方面的知识；此外还要融会贯通齐家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加以灵活运用，自成体系，才能动笔写曾氏家训。他虽未写成家训，但一直以此标准在思考和准备中，随时归纳总结，随时将心得或面授、或记载于家书中谆谆教诲家人，以至在他逝世后李氏兄弟能迅速编撰其家训，曾文正公家训一时广为流传，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家训文化的深思熟虑与践履实行。曾国藩虽未专门写家训，但其散落于家书中的家训汇编已成为中国家训的登峰之作。
      本文参考了彭昊“从《曾国藩家训》中追寻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原点”一文。